《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终刊的近11年中，经历了从个人刊物到同人刊物，又从同人刊物到社会主义刊物，再从社会主义刊物到中央机关报的三次转折。以刊载明确说“现在是应该抛弃（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了”的《本志宣言》为标志的《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1期，应是报刊起源的标志。鉴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事业是以新闻报刊为主体的社会新闻业，所以报刊的起源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源。上海发起组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办《》月刊标志报刊的萌芽正式出现；1922年9月13日创办《向导》周刊是党报诞生的标志；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7月1日《前锋》月刊及11月《中国党报》的创办成为报刊体系初成的标志。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起改为《新青年》），到中国“三大”后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中央机关报《新青年》季刊，再到1925年4月复刊出版《新青年》月刊（实际为不定期刊），最后于1926年7月15日出版第5期后终刊的近11年间，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转变：

  1915年6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东京并辅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面对国内尊孔复古思潮泛滥、各种思潮争鸣、袁世凯筹划“帝制自为”的纷乱环境，陈独秀认为“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青年是最需要改变也最容易改变思想的社会群体，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创刊。

  《青年杂志》是一份面向青年读者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由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创办经营的群益书社负责印刷和发行，每月出版一册，6期为一卷，陈独秀主编，每月得编辑和稿费200（银）元。第1卷第1号开篇署名“陈独秀”的《敬告青年》称“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欲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认为青年应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而不“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的新一代青年。出版后不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写信给负责印刷和发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要求《青年杂志》更名，因为该会办有《上海青年》，两个刊物名称雷同，要求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1916年3月群益书社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在出满一卷共6号后，休刊半年。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并吸引名流撰稿，充实杂志内容。起初每期印1000本，以后越出越好，到1917年，销数激增，最多时一个月可印15000——16000本。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月刊的社会影响很快扩散到北京，因而受到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关注。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1917年暑假期间，陈独秀离沪赴京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吸收北大文科教授钱玄同、刘半农参加《新青年》月刊编辑工作。《新青年》月刊1917年8月1日出版第3卷第6号后，直到1918年1月才出版第4卷第1号，并由此完成了由原本陈独秀一人主编的“个人刊物”向北京大学一些文科教授轮流主编的“同人刊物”的转变。标志有三：一是此前各号刊物封面上的“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样没有了。二是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刊载《本志编辑部启事》称“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三是从第4卷第1号起《新青年》实行轮值编辑制。第4卷（共6号）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第五卷（共6号）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第6卷（共6号）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

  从第4卷第1号到第6卷第6号的两年间，《新青年》月刊随着编辑人员思想的变化，内容也渐渐发生明显的变化。如陈独秀主编的第4卷第1号开篇是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接着是钱玄同的《论注音字母》，陶履恭的《女子问题》，胡适的《归国杂感》，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诗》，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陈独秀的《科学与基督教》（续3卷6号），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罗家伦的《青年学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通信》及《书报介绍》。李大钊编辑的第6卷第5号首篇是《马克思学说》（顾兆熊），接着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起明译）、《药》（小说，鲁迅）、《诗》（胡适的《一颗星儿》《送任叔永回四川》，陈衡哲的《鸟》《散伍归来的“吉普色”》）、《我为何需要做白话诗？》（胡适）、《马克思研究》（含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源泉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马克思传略》（刘秉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李大钊）、《巴枯宁传略》（克水）、《老子的政治哲学》（高一涵）、《随感录》（唐俟《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张赤《六十》）。第6卷第5号《新青年》月刊虽然仍然维持了原先包括政论、译论、杂论、文学作品（诗歌、小说、杂感）的内容格局，但却明显突出了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发表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重要文章。新设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源泉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等3篇文章，使这一期《新青年》上研究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达到前所未有的6篇。

  就在这一阶段，《新青年》月刊轮值主编钱玄同和刘半农为打破鼓吹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冷场”分别以“王敬轩”和“记者”身份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执笔署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和刘半农执笔以“记者”名义发表《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后，《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于1919年10月5日举行会议讨论刊物后续运作事宜。胡适指责钱玄同和刘半农“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编委们对胡适这种霸道作风很不满意。沈尹默直接对胡适说“你不要这么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二周兄弟（树人、作人）对胡适这种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对胡适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才缩手（沈尹默语）。会议决定《新青年》“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但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是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明显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了。

  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刊载陈独秀执笔的《本志宣言》向读者昭告，“我们始终相信世界上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主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别国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对工农大众的剥削。陈独秀在《本志宣言》中明确说“现在是应该抛弃（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的时候了”，标志第7卷第1号起的《新青年》月刊完成了从自由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向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刊物的转变。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掩护下秘密离京，后经津抵沪。《新青年》月刊从第7卷第4号起由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专号”，刊载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等文章，附录栏发表了《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及国内大报的舆论。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更显著增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份量，增设了《俄罗斯研究》专栏，集中介绍社会主义俄国有关情况。尤其是陈独秀《谈政治》一文，明确说抛弃先前崇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治，宣称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刊物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新青年》月刊愈加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加快了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主体的《新青年》月刊编辑团队的政治分裂。1920年底，陈独秀离沪赴广州任广东省教育长，决定《新青年》月刊由上海早期组织主要成员陈望道主持，并把这一情况写信告知在北京的胡适、高一涵。胡适复信埋怨《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是已成之事实”，提出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同时“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陈独秀不同意胡适提出的两个办法，甚至“如此生气”。胡适1921年1月22日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高一涵等，转达陈独秀不赞成“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自九卷第一号移到北京来”及“声明不谈政治”的意见，仍主张《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因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还给“素不相识”的、受陈独秀委托编辑《新青年》的陈望道寄去明信片表示反对“把《新青年》作宣传之用”。陈独秀坚持《新青年》在上海编辑，并表示“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但我却没有功夫帮助文章”。就这样，《新青年》编辑部仍在上海，仍由陈独秀委托的陈望道负责编辑，仍然沿着社会主义刊物的方向发展。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9月从广州回沪履职并继续主编《新青年》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1922年7月又出一期（9卷6号）又停刊。

  中国“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在广州开幕（同月20日闭幕）。会议决定与合作推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和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开展国共合作，同时明确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强调“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三大”还未闭幕的6月15日，由广州平民书社出版发行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在广州出版。“新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由刚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主编；不会再使用8卷1号始用的“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封面，改用“一只革命党人握住红旗或红色飘带从监狱窗户伸出的手，红旗（或红色飘带）被风有力地吹飘”的封面，下面方框里三排竖写12个汉字“革命党人狱中庆祝革命之声”。“新青年”三个字竖排在封面图案的右上侧。封面图案下是“中华民国邮务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再下面是“《新青年》（1923年复刊）第一期”。第一页的上半页所载《本志启事》，下半页刊登“《前锋》创刊号出版了”的广告。

  目录页右首行为“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第二行为“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第三行为“共产国际号”。第四行用小号字解题“派的革命运动是现代最新进最革命的一派无产阶级思想之代表。此派的政治的组织应是各国。他们联合而成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存在已经四年。新青年此次重加整顿，特为出一特号，以资研究”。接着是“目次”。这期所载内容为：未署名的《〈新青年〉之新宣言》（瞿秋白执笔）、未署名的《国际歌》（瞿秋白译），接着是瞿秋白的《赤潮曲》、瞿秋白的《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瞿秋白的《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屈维它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鸿（译）《东方问题之题要》（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之决议案）、洛若夫斯基的《之于劳动运动》、陈独秀（译）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大会之决议案）、亦农（译）的《世界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溪浈女士（译）的《之文化运动》、瞿秋白的《世界社会运动中派之发展历史》、永钊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统观》。这一期《新青年》（季刊）设有“评坛”栏，刊载了瞿秋白的《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最后是《歌谱二阕》。从《新青年》季刊所载内容、政治倾向性和文章作者、译者构成认识，“复刊”后的《新青年》季刊已绝对没《新青年》月刊的“统一战线”色彩，而是纯粹的中央机关报，因此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明确《新青年》（季刊）——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C·P·）。

  《新青年》季刊自1923年6月15日出版第1期后，先后于1923年12月20日、1924年8月1日、1924年12月20日出版了第2、3、4期。在1924年12月20日出版的第4期上刊出《本志启事》称“从一九二五年一月起，将本志重新恢复为月刊。并拟定于世界革命领袖列宁去世之周年纪念日，刊行列宁专号，作为本志新月刊之第一号”。1925年4月22日出版恢复月刊后的《新青年》第一号“列宁号”。但恢复为“月刊”的《新青年》第二号延后至1925年6月1日才出版（延后了9天）;第三号更是延后了9个月24天直到1926年3月25日才出版。第四号在1926年5月25日出版，第五号（世界革命号）于1926年7月25日出版（实际成为双月刊），实际终刊。

  回顾《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终刊经历的三次转变，正如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所说“在中国旧社会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五四运动以来，《新青年》成为中国真革命之先趋”；在“三大”后“复刊”的《新青年》（季刊及不定期刊）则“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