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我国近现代一份内涵丰富深刻、影响广大深远的杂志，它开启了民智，振奋了国魂。最终，它由一份著名杂志发展成为上海早期组织机关刊物，进而又成为中央机关刊物，这绝非偶然。

  1920年夏，上海早期组织诞生，为了开展宣传工作，亟需有一份机关刊物。李达的《中国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提及：“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另行出版《》月刊（报纸十六开本，约三十二面），作为秘密宣传刊物。”有些学者曾发表研究文章称，第一份党刊是《》；作者觉得，这种观点不准确，在上海早期组织创办《》前两个多月，《新青年》已改版为其机关刊物。

  《新青年》（第一卷刊名为《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沪创刊，系月刊，由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发行；陈独秀此时寓居上海嵩山路南口吉益里（今太仓路119弄）21号（原建筑已不存），这里也即编辑部。以《新青年》问世为标志，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具备极其重大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兴起。

  《新青年》创刊伊始，就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认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都是“科学”的产物，而“民主”观念的落实也是“科学”观念的具体显示，“民主”和“科学”犹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1916年冬，陈独秀赴北京，准备寻找朋友为出版工作筹集资金。不久，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求贤若渴；经朋友介绍，他决定引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却表示要返回申城，继续主编《新青年》。蔡元培希望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去办，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于是，陈独秀接受诚邀，翌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北迁；1918年1月，成立了编委会。陈独秀在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的支持下，以《新青年》为重要阵地，为迎接“德先生”（取自英语“Democracy”译音）和“赛先生”（取自英语“Science”译音）的到来“狠打了几次硬仗”（鲁迅语）。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写道：“我最初看见守常（按即李大钊）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在《新青年》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19年５月，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值李大钊编辑《新青年》。因而，《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渊泉的《马克思的唯物论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尤其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堪称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表明，《新青年》开始由主要宣传民主与科学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陈独秀在武汉作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第一次明白准确地提出要改造社会就要打破不合理的阶级制度；军阀政府闻讯，准备在他回北京时进行逮捕。陈独秀为摆脱追捕，重返申城，寓居上海环龙路老渔阳路２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此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楼上为卧室和书房，亭子间放杂物，底层客堂是《新青年》编辑部和开会之处。不久，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同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篇幅比平时扩大一倍以上，登出孙中山“天下为公”和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刊载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10多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和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和照片；陈独秀发表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直陈时弊；李大钊发表的《MayDay运动史》，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意义，并向工人群众呼吁：“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

  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担任书记。《新青年》的改版筹备，仅用了一个月，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它实现了一个新的跨跃，成为上海早期组织机关刊物，仍为月刊，由陈独秀主编（至年底，他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杂志由陈望道负责）；该期封面正中有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沈雁冰曾回忆：这一设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此时，《新青年》增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连续发表30多篇译稿和文章，介绍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革命运动情况和建党经验，以及列宁的生平和著作等，让民众了解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陈望道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

  同年12月，《新青年》为了抨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大讨论，发表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工业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悲惨比欧美日本之无产阶级更甚”，“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发达程度也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中国完全有可能“网罗全部劳动者”实行社会主义原则，谋求“政治的经济的解放”。

  在进行改版之际，《新青年》正式脱离上海群益书社，自建单独的新青年社。而且，设立总发行所于上海法大马路279号（今金陵东路近福建南路处），由苏新甫主管。

  新青年社可算党组织最早的综合性出版机构，除了出版《新青年》，也负责印行面向工人、店员的《劳动界》和《上海伙友》；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创刊号出版，封面标明“总经售处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这应是“新青年社”初次见诸媒体。

  从1920年秋开始，新青年社陆续推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丛书”，书目广告列有近10种，实际付梓八种。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书籍为：李季译、蔡元培写序的《社会主义史》（“新青年丛书”第一种），陈独秀、李达等撰的《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丛书”第二种），黄凌霜译、张伯坚校的《哲学问题》（“新青年丛书”第三种），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新青年丛书”第八种）等。

  还值得一提，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丛书”第六种《欧洲和议后之经济》（英文书名“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thePeace”，今译《和约的经济后果》），由陶孟和、沈性仁译，著者为坎斯（今译凯恩斯），系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于1919年12月出版后，受到列宁的格外的重视，他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时，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矛盾全面尖锐化，提到凯恩斯的名字20多次，也多次引用该书有关数据和观点，并指出：“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情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像凯恩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慢慢的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当年，新青年社出版凯恩斯这部成名作的第一个中译本，给我国读者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提供了新资料、新见解,在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

  由于新青年社的出版物颇受欢迎，该社总发行所常热闹非凡，大批学生和青年工人屡屡光顾，他们成为早期党刊引领的两大主要受众群体，其中的许多先进分子后来投身于革命事业。

  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沪付排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警探以“宣传过激”为由，到印刷厂将全部稿件搜走，又查封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该社不得不迁往广州。翌年7月,《新青年》休刊。

  1923年6月，三大作出决议，重新出版《新青年》，作为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6月15日，《新青年》在广州复刊，并另行编号，从原先的月刊改成季刊，由瞿秋白主编。

  复刊伊始，瞿秋白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本刊“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并明确说：“《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新青年》推出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这是《国际歌》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表，他对“International”的音译、歌词的意译、法文原稿情况等作出说明，并希望“内行的新音乐家，矫正译者的误点，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

  《新青年》成为党的第一份理论性机关刊物后，政治特色鲜明，文章主题集中，季刊不设固定栏目，共出版四期：第一期为“共产国际号”，侧重于介绍国际组织的纲领文件和相关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第二、三期，侧重于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成果；第四期，侧重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做多元化的分析。这几期发稿50多篇，近半为译文，其中除了共产国际决议、会议纪要及赤色职工国际决议，还有不少列宁的文章，如蒋光赤译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任弼时译的《中国战争》及李仲武译的《革命后的中国》《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等。

  1924年12月，《新青年》又暂时休刊。翌年4月再次复刊，原定出版月刊，因条件困难实际成为不定期刊，彭述之、罗亦农相继担任主编；不定期刊共出版五期，首期是纪念列宁专号，随后推出过“世界革命”专号，还发表了瞿秋白的《列宁主义概论》《实验主义与革命》等重要文章。1926年7月，《新青年》终刊。

  在这一阶段，《新青年》仍不负使命，承担起了系统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任。

  大革命后期，瞿秋白曾在武汉以新青年社名义，出版他主编的一套“新青年社丛书”，其中有《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劳动运动史》《的ABC》《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共产国际党纲草案》《俄国革命运动史》《列宁主义概论》(今译《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书籍。至1936年，《新青年》还被重印。由此可见，从文化先锋到革命罗针的《新青年》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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