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是安徽人，因而第1卷的主撰者多是安徽人，第2卷向非安徽人扩展，第

  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不少北大人或与北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包括蔡元培、章士钊、吴虞、二十八画生（）等，另有胡哲谋、胡以鲁、方孝岳等北大人参与“读者论坛”“书报介绍”等栏目。

  到北大编辑的《新青年》，从2卷6号到3卷6号暂时休刊，新增作者23位，且有些作者成为稳定的稿件输送者，如吴虞、陶履恭、李寅恭、李张绍南等，他们的名字在《新青年》2卷6号以后的目录中经常出现。

  从2卷6号到3卷6号，新增的译者只有6位，且每位译者仅发表了1篇译作。这就是说，《新青年》在1至3卷此阶段，译稿的来源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译者群体的扩大比较缓慢。到了4至7卷，译者队伍的扩大就显而易见了。这4卷中涉及26位译者，其中胡适、刘半农、高一涵、刘叔雅、陈独秀、震瀛6位译者在1至3卷都发表过译作，在4至7卷中，胡适、刘半农、高一涵各发表4篇译作，刘叔雅、陈独秀和震瀛各有1篇译作发表。

  可以看出，在4至7卷发表的译作中，多数是新增的20位译者的作品。在新增加的译者中，周作人、陶履恭、沈性仁较为稳定，其余译者多是只发表了1篇译作。从这一些数据显而易见，在此阶段，译稿的来源依旧稳定，译者队伍增速明显，但稳定的译者数量并没有增加。

  8至9卷中的译者，在1至7卷中已然浮现过的有震瀛、周作人、鲁迅、沈性仁、高一涵和孙伏园，震瀛是8至9卷中新晋的主力，周作人则持续高产，有10篇译作发表。在8至9卷的29位译者中，新增译者有23位。算一算显而易见，4至7卷平均每卷增加了5.75位译者，而8至9卷平均每卷增加了10位译者。

  因而，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数量，这一时期译者群体的范围是最广泛的，且新增加的译者中有6位译者发表译作在3篇以上。和前两个时期相比，无论是译者群的稳定程度还是扩大程度都有提高，尤其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稳定的那一部分译者数量也在扩大。

  这些数据也与单卷译作数量在这一时期达到历史最高峰的数据相吻合。这也充分说明，稳定的译者群体扩大是译作数量提升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季刊和不定期刊因处于风雨飘摇中，出版的期数有限，所以单看其25位译者发表38篇译作的数字，与前三个时期每卷都出满6期的数据对比是不公平的，因而具体的统计数据从略。

  《新青年》出版的这四个时期，有个非常醒目的共同特点，就是每个时期都有稳定的几位译者发挥着主力作用。

  笔者统计了在《新青年》发表译作3篇（包含3篇）及以上的译者，他们也是各个时期的主力军。

  1至3卷的主力译者有8位：分别是陈嘏（12篇）、陈独秀（6篇）、薛琪瑛（5篇）、马君武（4篇）、孟明（3篇）、刘叔雅（3篇）、胡适（3篇）、刘半农（3篇），他们完成了第一个时期56篇译作中的39篇；

  4至7卷的主力译者有7位：分别是周作人（起明）（25篇）、陶履恭（5篇）、鲁迅（4篇）、刘半农（4篇）、胡适（4篇）、沈性仁（4篇）、高一涵（4篇），他们完成了第二个时期71篇译作中的50篇；

  8至9卷的主力译者有9位，分别是：震瀛（33篇）、周作人（10篇）、雁冰（7篇）、李达（5篇）、 张崧年（4篇）、鲁迅（3篇）、张慰慈（3篇）、 杨明斋（3篇）、汉俊（3篇），他们完成了第三个时期94篇译作中的71篇。

  季刊和不定期刊的主力译者有三位，分别是：郑超麟（9篇）、蒋光赤（4篇）、仲武（3篇），他们完成了38篇译作中的16篇。

  每一个时期的主力译者多是不同的，能在两个时期中都担当主力的只有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的胡适、刘半农，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的周作人、鲁迅。虽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力译者们无法一以贯之地在《新青年》发表译作，但他们付出的努力为《新青年》扩大影响起到积极作用。

  这个现象也说明，在《新青年》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倚仗核心人物和主力译者，他们的中坚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新青年》并不是一创办就立刻成名的，其间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挫折，和任何刊物一样，经历了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并逐渐壮大。

  《新青年》生逢乱世，对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各方的阻挠增加了《新青年》生存的难度。刘半农曾在回复读者的信中说：“但求《新青年》能够长寿，将来第六七八九……卷的第六号，总有一本是‘Tagore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办刊物的艰难，是对《新青年》未来的希望和可能遭遇困难的预测。

  刊物的知名度越高，吸引的稿源越多，发行量越大，赚取的利润也越多。只有刊物的经济情况足以维持甚至有结余，才能扩大刊物的规模，发表更多的作品。

  《新青年》刊物的厚度直观地反映了这一现实，《新青年》发表译作与非译作的数量也印证了这个判断。

  《新青年》前6卷厚度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从第6卷4号起，字号都从以前的大字号调整为小字号，在厚度不变的前提下，字号缩小明显是增加了刊文数量或刊文的长度。第7卷不仅是小字号，厚度还几乎翻了一倍。第8卷和第9卷也明显厚于前6卷。前文的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1至5卷的刊文总数分别是74、67、65、59、76篇；6至9卷的刊文总数则为83、100、119、85篇。刊文数量增加，则纸张、印刷费用一定会增长。

  但“《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自然也不必为出版费用发愁了。

  可见，即便是在文化刊物的生存中，经济基础依然是出版发行乃至繁荣的重要影响因素。《新青年》的第二阶段4至7卷，是刊物知名度和发行量上行的时期，四个阶段中也只有在此阶段，译作数量与非译作数量共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新青年》知名度的增加，无疑会扩大稿源，从其接收稿件的态度与方式也可管窥一斑。

  从创刊时的“社外撰述尤极欢迎。海内鸿硕倘有佳作见惠，无任期祷”，“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到1918年第4卷1号起取消投稿章程，不再另购文稿，所有或撰或译的文章均由编辑部同人完成，“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资”。

  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18年正月十五《新青年》第4卷1号出版，不过两年多时间，《新青年》的发展可谓迅速。稿源的丰富和充足，也部分地解释了译作和非译作数量上的变化。

  本书以大量的原始刊物、文学译作、回忆录、文集、资料汇编等作为主要考察文本，建构研究框架，研究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言说与实践。书中以非译作作为参照系观察译作，以非文学翻译为参照系观察文学翻译，凸显其共性和个性，彰显言说与实践的关系及译作传播的特征，分析言说与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偏差，揭示导致五四时期译者言说与实践产生矛盾和偏差的复杂成因。全书共分为六章，其中第二、三两章是对实践的观察和分析，第四、五两章是翻译言说及其与实践的关系，第六章是本研究的当代启示，从外国文学走进来的传播模式反观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和影响因素。

  任淑坤，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翻译史和翻译教学。在《外语与外语教学》《英语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研究成果多次获奖，其中《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一书获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