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文艺副刊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其特殊形制和传播规律也决定了在培养作家、推动经典文学文本生产方面同文学杂志相比不具优势，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考察其研究价值与文学史贡献的话注定会乏善可陈。但在“文学生活”视阈下，报纸文艺副刊对国人文学生活的意义却可能远超文学杂志，在新媒体兴起之前，为满足民众的文学生活需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代报纸文艺副刊的流变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也折射出了当代国人文学生活的变迁。

  报纸文艺副刊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是研究界的共识。“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等著名副刊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早已是研究界的热点选题。反观既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确实有不少被文学史家们遴选“入史”的经典作家、作品是从文学副刊中“走出”的。经典作品方面，如鲁迅的《阿Q正传》最初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因而也带有明显的“副刊文体”痕迹，小说“当时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这件事与本文的性格很有些关系……为星期特刊而写的，笔调比平常轻松，却也特别深刻”1；巴金的《家》最初是以《激流》为题在《时报》副刊上连载；而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最初也是连载于《》副刊《明珠》、《啼笑因缘》最初连载于《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等等。由副刊“走出”的经典作家也屡见不鲜，当年郭沫若作为一位新诗人登上诗坛并且大放异彩，是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主编宗白华对他的“发现”和“培养”分不开的；萧乾之所以能在1930年代文坛上脱颖而出，也与沈从文及《大公报•文艺》对他的扶植和提携有关。也正因此，后来萧乾回忆说：“每当写到个人文学生涯时，我从不忘记提到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是我的摇篮。”2

  即便1949年以后，也有不少“入史”的文学作品或作家跟副刊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1961年3月19日，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开始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上开设“燕山夜线年《人民日报》副刊上设立的“长短录”专栏就成为十七年文学史上两次杂文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1961年《人民日报》副刊开辟的“笔谈散文”专栏也与1960年代的“散文热”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另外，被誉为“开红色文学之先河”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最初就是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而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卢新华的《伤痕》，最初也是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副刊上……但是，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副刊上产生的经典作品毕竟是有限的，或者说副刊的特性注定了其难以产生经典。曾经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萧乾说过：“副刊拉不到好文章，拉到手也容纳不了。《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立刻轰动全国。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个千儿八百字，它的所有剧力必为空间、时间的隔离折光。在这悬殊的情形下，一个副刊编者拉稿时，已怀着一份先天的自卑感。为了整个文坛，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顾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彩。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转送给编杂志的朋友。”3萧乾此论对研究报纸文艺副刊并对副刊的价值进行判断有着很重要的参照作用。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尽管我们大家可以梳理出上述不少“入史”的经典作家与作品皆跟副刊的“发现”与“培养”有关，但是，从文学生产的场域来说，的确如萧乾所言，报纸副刊并非经典作品生长的理想园地，除去适合连载的通俗文艺作品之外，副刊对作品篇幅形制的特别的条件无形之中会将大批内涵深刻的长篇作品拒之门外。而说到对作家的“培养”，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其处女作就是发表在报纸副刊上，而处女作的发表对写作者的激励与支持——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也确实不容忽视。然而，除去专注于散文（尤其是杂文）、诗歌、小小说等文体创作的写作者以及专注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写作者之外，其他作家能获得报纸副刊持续“扶持”或“培养”的机会其实也并不多。而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研究者，尽管在重视史料研究、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吁中报刊研究成为199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新的学术生长点，但是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区别还是很大的，二者的评价标准也不应相同。如果仅以某份报纸文艺副刊发表过哪些经典作品、培养了哪些重量级作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现有的文学史建构作为衡量其研究价值的标准，那肯定是失之偏颇的。现有的文学史体系中新文学对鸳蝴派通俗文学的压抑与遮蔽已经为众多的学者所关注，并且也有范伯群先生等一批学者多年来一直努力推动通俗文学研究、编撰通俗文学史来对此进行纠偏。但是，迄今为止，以新文学为“正统”或“主流”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架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仅仅考虑所谓“文学史贡献”的话，那么无可讳言，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可能会乏善可陈。尤其是1949年后的报纸文艺副刊，不但没再次出现“五四”时期那样影响深远同时也极具代表性的“四大副刊”，对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甚至还几度出现过全国报纸大面积“取消副刊”的现象。然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报纸文艺副刊可以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被抹掉、同时也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被驱除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近年来“文学生活”研究开始受到学界慢慢的变多的关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文学生活”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每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强调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4。如果引入“文学生活”概念来对报纸文艺副刊加以观照，那么就会发现其对国人文学生活的意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会超过文学杂志，而其受众群体也远比文学杂志的受众群体更为庞大。说到底，这其实是文学审美精英趣味与大众趣味的区别。报纸文艺副刊从总体上来说是平民化的，着眼于满足普通大众的阅读和审美需求，而文学杂志一般来说则更为专门和小众。尽管报纸文艺副刊的这一定位可能会引起它无法为现有的文学史体系贡献出太多的经典作家与作品，但是在新媒体兴起之前，它却在大众的文学生活中影响巨大、甚至具有某种无法替代性。

  解决了报纸文艺副刊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也就可以从容地对其在1949年后的发展流变进行系统地梳理分析，并对其与当代文学的交流互动、以及在当代国人文学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做出相应的评判。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宣布：“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5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讲话》中所反映出来的的文艺思想成了指导新中国文艺运动发展趋势的唯一指导思想，在处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时，应当“文艺服从于政治”；在从事文艺批评时，应当“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在解决歌颂还是暴露时，“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6等原则和标准从此也具有了排他性和唯一性。这对文艺界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报纸文艺副刊作为文学生产链条中的一环，自然也受到这些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因而相较于1949年以前，尤其是“五四”时期那些大获成功的副刊，1949年以后副刊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趋势是相当明显的。

  1949年以前，无论是晚清政府岌岌可危的时代、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的时代，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共分庭抗礼的时代，政治一体化始终未能完成，其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缝隙也始终存在。因而即便某些报刊有明显的党派背景，但是总体上的党派色彩也并不十分明显。比如“五四”时期“四大副刊” 之中的《晨报副刊》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报纸的正刊《晨报》与《时事新报》均为研究系所掌握，是研究系的报纸。而根据元老吴敬恒的说法，《民国日报》是《民立报》的后身，《民立报》又是“发表民党总意志的机构”7，那《民国日报》自然也就承继了“机关报”的角色，是所谓“党报”。不过这些报纸虽然有明确的党派背景，但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扩大自身影响，在办报理念上也大都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并不党同伐异。至于副刊，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更是常常比正刊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表现出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亲近与赞助。更有甚者，副刊在文化立场与政治立场上有时与正刊并不保持一致，而是表现出某种独立性，所有这些都为副刊的发展赢得了空间。以《觉悟》为例，1919年6月《觉悟》副刊创办之初即全部改用白线日，《觉悟》上刊载的一篇《本栏欢迎投稿》的征稿启事中，对所征稿件的第一条要求也是“体裁概用白话”，不过“体裁概用白话”的要求仅限于《觉悟》副刊，至于报纸的正刊则仍然采用文言。《晨报副刊》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是如此，仅仅副刊改用白话，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赞助和支持，正刊则接着使用文言，正刊与副刊的文化立场差异显而易见。还是以《觉悟》为例，《民国日报》的总编辑是叶楚伧，而《觉悟》副刊的主编是邵力子，据曾做过《觉悟》编辑的陈望道回忆，叶楚伧和邵力子之间的观点存在分歧：“邵、叶观点不一致，叶为《觉悟》写稿，邵有时不登。”8不仅如此，叶楚伧与邵力子在政治立场上也不尽一致，两人虽然早年都曾加入同盟会，后来又都加入，是内的元老，但1920年5月邵力子又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份成为党员并参加上海小组。所以邵力子对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抱有极大的热情，这使得他主编的《觉悟》副刊与后期《新青年》一样，成为1920年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政治倾向上与《民国日报》正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副刊相对于正刊的这种“相对独立性”还与副刊的合订本有关系。“五四”以后的一些著名报纸副刊如《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觉悟》、《学灯》、《华西日报》副刊、《益世报》副刊、《新中华报》副刊、《华北日报》副刊等等，在随报纸正刊发行的同时，又都分别另外印行合订本单独发行。这也使得副刊相对于正刊的“相对独立性”得到逐步加强。总之，意识形态管控的相对宽松和副刊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办刊方针的开放自由，是“五四”以后文艺副刊繁荣并且“名刊迭出”的重要原因。另外，1920至1930年代正处于中国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快速上升期，也是文艺副刊繁荣的另一重要外部条件。以“四大副刊”为代表的众多报纸文艺副刊为满足当时民众的文学生活需求提供了品类丰富的精神大餐。而众多读者的关注和支持也反过来推动了副刊的发展繁荣，形成了一种双向共赢的局面。

  而1949年后，副刊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0年代后期，随着各大城市相继被解放，中央连续发出指示，对旧中国的报业进行接管和清理：“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新闻机构一律封闭。外国人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在解放区出版报纸刊物”；“对反动派报刊、通讯社与电台，一律由人民政府接管，没收其一切设备与资财……对《》及反动党派主办的报刊，全部明令停刊并没收一切资财”；“对私营报刊依据情况区别对待。如天津解放后，对《大公报》采取了没收其中的官僚资本股份，支持报内进步人士，将其改组为《进步日报》继续出版”；“对旧报社的从业人员，人民政府也予以区别对待妥善处理。除对少数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置外，其余均采取争取、团结与改造的方针，各有适当安排”9。而新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成立后，也发出系列指示，要求报纸杂志的创刊、停刊、改变刊期、刊名、开张以至定价等事项全部纳入党和政府的统一管理。中央级、大区级、省（市）级报纸、杂志的创刊、停刊或改变刊名、刊期、开张等事务，须经大区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审核，并经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转报上级党政机关批准，省属市级专署、县级报纸的上述事务也各有审核批准程序……在建章立制的探索实践中，社会主义报业经营管理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种报业经营管理体系中，“副刊”相对于正刊的相对独立性不复存在，无论在政治立场还是文化立场上，副刊必须与正刊保持一致。副刊同正刊一样，都是，是宣传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1950年代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主任的袁鹰在系列《副刊编辑手记》中开篇即认为副刊是“名副实不副”。他说副刊肩负的任务有：“宣传的任务”“向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的任务”“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的任务”以及“经常给读者提供一些他所感兴趣的知识的任务”等。“有的同志也许说：这哪里是副刊的任务？这不成了整个报纸的任务了吗？”“正是这样。副刊名为副刊，实在并不‘副’，它同‘正刊’一样。‘正刊’宣传什么，副刊也应该宣传什么。这就是说：名副实不副。” 他还说：“副刊，是党的报纸这个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它的任务，同整个报纸负担的任务绝大多数都是相同的。绝不可能设想副刊可以离开整个报纸来单独规定自己的任务。如果副刊离开了整个报纸的宣传方针，就一定成为迷失方向的船，在茫茫大海上，随时有触礁的危险；就不可能编好，而且就可能犯错误，也不仅是‘读者生厌’而已了。”⑩这种“副刊不副”观，并非是针对传统观念中将副刊作为“报”的一种反驳，而是强调副刊一定不可以办成脱离于正刊而独立存在的“自己的园地”，副刊的“党性”或“政治性”要求不能低于正刊，它就是整个宣传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搞特殊。这样一种对副刊的认知，否定了副刊可具有相对于正刊的独特性或“个性”，但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却是当时副刊生存环境的真实反映。而袁鹰将副刊承担的“宣传的任务”与“向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的任务”放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的任务”之前，其实也已经对这一时期副刊的角色和面貌进行了规定，宣传与教育成为其首要的任务，副刊在群众文学生活中的地位开始慢慢地降低。而这也是与报纸副刊逐步走向与正刊的一体化相适应的。

  副刊与正刊一体化的表现之一就是逐渐被“匿名化”。在副刊快速地发展、影响日益扩大的时代，副刊版面一般有独立的刊头和刊名，而且许多都是经名人题签的，非常醒目。但在1949年，经历过停刊复刊的修整之后，许多老牌的副刊纷纷“更名”，以求与新的时代相适应，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副刊的刊头与刊名，版面与正刊完全融为一体，只有从内容上进行辨析才能加以区分。

  以《人民日报》副刊为例，1949年8月1日，原先定位为“晋冀鲁豫边区广大人民的报纸”11的《人民日报》，正式升级为中央机关报。改版之前，《人民日报》的第4版为副刊，另外每逢周日还出版《星期文艺》周刊。这一时期的副刊曾经连载过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文艺作品，颇受好评。1949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刊出《本报营业部启事》进行改版预告，内中说：“本报‘八一’起改出对开一张半，大张内容为国内外要闻，解放区新闻，副刊；半张为四开小型报，定名《北平新闻》，专载北平市消息。”8月1日改版后，副刊《人民园地》也同时创刊，第1期发表了马甫的《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八一”回忆》、何朋的《英雄的故事》、以及方之中的诗作《一枝枪》。8月4号起，《人民日报》在第6版连续刊出《人民园地 学习生活稿约》，声称欢迎下列各稿：

  ５.正确反映人民生活思想感情的小型文艺作品。（译文长篇连载小说，连环故事书亦欢迎）

  从中可见，《人民日报》“升级”中央机关报之初，副刊也全新亮相，不仅有了富有时代气息的刊名（1950年8月1日创刊的《兰州日报》，其副刊也有“《人民园地》《职工园地》《学习苏联》《大众文艺》《学习生活》”12等等，而《光明日报》1958年创办的文艺副刊叫《东风》，同样也富含时代气息），而且还专门成立了《人民园地》与《学习生活》编辑室，负责稿件的编发。而从《稿约》中也大概能看出《人民日报》副刊此后的办刊方针和将要努力的方向。“学习生活报道、问题研究、读书笔记”等是副刊刊发的首选内容，而“文艺作品”是放在征稿启事的最后一条的，并且有必须“正确反映人民生活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政治要求，稿约内容正符合袁鹰所说的副刊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的定位，副刊在民众文学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被日渐淡化和弱化。

  最初《人民园地》《学习生活》与《北平新闻》合印在一张四开小型报上，不与其他版面一起编号，而另用（一）（二）（三）（四）编排。具体版面分布为：（一）、《北平新闻》；（二）、《人民园地》；（三）（四）、《学习生活》。但由于版面下部还有公告或广告内容，所以实际上《人民园地》与《学习生活》并非整版，但《学习生活》版面是《人民园地》的一倍。而原第4版仍不定期发表一些文艺作品，同时，《星期文艺》也继续刊出。仅仅十几天后，1949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就迎来了首次改版：将《人民园地》与《学习生活》合二为一，同时取消《人民园地》与《学习生活》的单独编号，与其他新闻版面统一编号，改为六大版，新的《人民园地》就在第6版。“启事”中说：“《学习生活》与《人民园地》并为一版，内容仍以学习生活为主。希望我们大家经常提问题并踊跃参加讨论……”13这是《人民日报》副刊政治色彩增强的一个标志。因为《学习生活》内容的政治化是非常强的。1949年8月3日《学习生活》第2期之后有个编辑室的“小启”，从中可见《学习生活》的内容与办刊方向：“目前，各机关各学校都在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希望我们大家将学习中争论最多的问题和学习心得寄给我们，我们准备挑选其中一部分发表，进行讨论，藉以交流学习经验。特别希望党训班、暑期学习团以及暑期学园的同志们多多来稿。”14同时，8月18日《本刊启事》中也有征集学习讨论的内容：“美帝国主义国务院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后，新华总社已有两篇社论。……我们大家都希望大家来研讨所谓‘原著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等问题，需要展开讨论，弄个一清二楚。”15而8月18日开始连载的由苏龄翻译、曹靖华校对的苏联作家潘诺瓦的作品《旅伴》也是放在第5版，直到8月29日才转移到《人民园地》中，并于9月28日连载完毕。9月29日又开始连载梅志的童话诗《小红帽脱险记》，至10月12日连载完毕。10月13日开始连载康濯的《黑石坡煤窑演义》直到1950年1月11日连载完毕，此后长篇连载就基本从《人民日报》副刊上消失了。10月13日的《人民园地》中刊出的“小启”，所征求的内容同样与文学无关：“各地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同志正在热烈学习中国人民政协三大文件，请将你们学习的心得、经验、笔记多多寄来，本刊将尽量选择刊登，每篇最好在千字以内。”161950年11月7日，《人民园地》停刊，《人民日报》副刊进入“匿名”时代：副刊性文字虽然偶尔还会见报，但已没有了固定版面和刊名。直到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八版，副刊才得以恢复——将第8版的上半版作为“带文学性的副刊，下半是广告”17。7月1日当天，《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副刊需要哪些稿件？》，虽然并不是副刊恢复的正式宣言，不过却在事实上起到了宣布副刊回归的作用。

  《人民日报》的版面减少，副刊版面被取消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袁鹰在《编辑手记》中回忆： “大约是从1956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和许多省报恢复了副刊以后，散文就逐渐多起来了。别的副刊我不知道。人民日报副刊复刊的时候，我们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把复兴散文作为副刊的一项任务。两年多来，也一直为完成这项任务进行努力……”18副刊何以被取消，当然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苏联《真理报》经验的结果。曾在《人民日报》工作过的王英秀回忆说：“学习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办报经验，也是五十年代前期我们报社的一件大事。”19而做过《人民日报》副刊编辑的姜德明也回忆说：“1949年进城后，《人民日报》原有两个文艺副刊专栏，一是每周出版的《人民文艺》；一是每天见报的综合性副刊《人民园地》。后因学习苏联的《真理报》，他们没有副刊，我们也停办了。”20

  另外，1950年代纸张供应紧张也是导致副刊停办的外在原因之一。学习《真理报》不设副刊等办报经验，再加上国内纸张供应紧张，副刊被取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直到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进行改革，增加版面、恢复副刊之时，也仍然面临纸张无法供应的危机。1956年5月22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整理的一份《1956年新闻出版用纸供不应求的紧张情况》中说：1956年 “出版用纸需要量为20.2万吨，轻工业部只能供应17.5万吨，今年尚缺纸2.7万吨。如果进口纸3万吨终于不能及时运到，则现有资源只能满足今年1月省市计划会议时核定的出版计划（17万吨）的需要，1月份以后各省市提出的要求绝大部分不能供应。具体地说，下列各项用纸将无法供应：1.人民日报增加篇幅和期印数用纸7000吨；2.增加的中小学课本，扫盲课本用纸20000吨”21；在此情势之下，文化部给周总理打报告，要求节约和增拨新闻用纸，另一方面也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根据各种出版物的不同性质和内容、读者需要情况，分轻重缓急，重新调整出版计划，并核定各出版单位配纸限额。”22 可见，纸张供应的紧张也是制约1950年代副刊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革”时期，大量报纸停刊，报纸副刊自然也所剩无多。“据统计，在‘文革’前的1965年，全国通过邮局发行的中央和地方报纸共413种，1966年下降为390种，1967年下降为334种……到‘’进入高潮的1968年，原有的正规报纸只剩下了42家，就是这几十家，大多也被造反派接管。”23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出现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尴尬局面，在此情势之下，无论报纸正刊还是副刊的政治宣传与政治批判功能被都推到极致，而文艺功能则急剧衰减。偶有一些“战歌”“革命故事”之类见诸版面，也是宣传意味十足而审美性乏善可陈。所以正像一些研究者所观察的：“……那些政治性副刊作品在‘’期间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发挥，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尤其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报刊副刊彻底沦为单一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刊登的都是为自己歌功颂德、对‘敌人’肆意诋毁和丑化的‘战斗文字’，副刊本身就具有的信息功能、服务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等被统统抹杀，整个副刊界万马齐喑、萧瑟一片，呈现出极为扭曲、畸形的景象。”24这一时期副刊对文学生产、传播的贡献既无从谈起，同时也几乎从老百姓的文学生活中完全消失了。

  进入新时期，文学迎来了一个所谓“黄金时代”，报纸副刊也开始复苏并获得迅猛发展。当然，报纸副刊的复苏是与报刊业的复苏与兴盛相伴而生的。“一方面，‘文革’中停办的一大批报刊纷纷复刊，另一方面新创办的报刊更是层出不穷。1978年报纸仅186种，1980年编恢复发展到382种。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公开出版的报纸1579种，比‘文革’前增加了2倍多，登记注册的企业报也达800余种，其中大多是1980年以后创办的。”25随着报纸的大量复刊与创办，报纸副刊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并且在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文汇报》副刊为例，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副刊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预示了报纸副刊从新时期之初就参与到了当代文学的伤痕书写之中，并且在实际上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而《文汇报》副刊重视文艺性的传统也从新时期之初便再次得到复归。即便后来市场经济兴起乃至新媒体对纸媒构成严重冲击之时，《文汇报》副刊重视文艺、坚守文学精英立场的办刊方针也未曾改变，由此成为当代报纸文艺副刊中一道靓丽的风景。1979年4月，《文汇报•笔会》刊出编者对未来文学创作的希望与召唤：“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在揭露、‘’的同时多方面反映各个时期各条战线的生活，如能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火热斗争生活联系起来更好，我们愿意为文艺领域逐步扩大创作题材而作更大努力。”26此后，文艺界的任何重要动向在《文汇报》副刊上都会有所反映。由《“歌德”与“缺德”》引发的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有关“现代派”的讨论、“文学寻根”、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等等，《文汇报》副刊几乎都不曾缺席。当然，在19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不独《文汇报》副刊为然，文学的繁荣与报纸文艺副刊的兴盛是相伴而生、齐头并进的。尤其是作为“日报”的补充的“晚报”，因其定位有别于日报的“宣传”而专注于文化消遣，副刊更是大放异彩。晚报领域的所谓“四大名旦”：《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和《今晚报》发行量都在百万以上，其副刊有着非常丰富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文字活泼，雅俗共赏，能够很好的满足各阶层人民对文艺和审美的需求，因而影响巨大。正是基于此，有研究者认为“从80年代初开始到90年代中，就报纸副刊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晚报系统的副刊，尤其是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今晚报》为代表的‘新副刊’风格大大冲击了传统党报副刊的办刊思维，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因此能将这一时期称为副刊的晚报时期”27。“副刊的晚报时期”之说能否成立以及晚报与日报相比其差异性到底有多大姑且不论，至少有一点是能确定的，晚报副刊带来了当代报纸文艺副刊的新变，由过去强调与正刊相一致的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和教育功能，转而开始强调满足民众精神需求的审美娱乐功能。这种转变其实是副刊向“副”回归的一种表现，因为相对于政治宣传，审美娱乐显然更接近于副刊的本质性规定。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报纸文艺副刊的兴盛以及对新时期文学的高度参与其实也并没有完全否定1949年后副刊与正刊都是、是宣传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定位。因为新时期以来的文流，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都与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意识形态重建在事实上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在此背景之下，报纸副刊迎来“辉煌”也就不奇怪了。所以这一时期许多报纸副刊的版面都得到了大幅扩充。“在80年代后期，一些报纸的新闻和副刊版面比例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闻版面减少，而专副刊版面大幅度的增加，如《人民日报》新闻版面从1980年的81%下降到1989年的62.5%，下降了18.5%，而副刊从1980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37.5%，上升了18.5%。《羊城晚报》80年代末专副刊的比例超过新闻版面，《广州日报》和《新民晚报》新闻和副刊版面各半”28，副刊版面大幅度的增加的现象说明了报纸副刊在民众的文学和文化生活中开始占有逐渐重要的位置。

  但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以及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新媒体迅速崛起，1980年代报纸文艺副刊的辉煌很快走向终结。除去《人民日报》副刊《大地》、《文汇报》副刊《笔会》、《光明日报》副刊《文荟》以及《解放日报》副刊“朝花”等传统党报副刊依然坚持文艺副刊的定位而与市场大潮自觉保持距离之外，大部分报纸副刊都被市场所裹挟，大幅削减乃至放弃文艺性元素，以市场为导向，走向服务大众的综合性副刊之路。当然，这也与1980年代文学热的退潮，或者说文学的“边缘化”语境有关。1993年2月18日，王晓明跟华东师大的几位研究生对话时谈道：“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很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了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慢慢的变多。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即使在文学最有‘轰动效应’的那些时候，公众真正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可惜我们被那些‘轰动’迷住了眼，直到这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才猛然发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兴趣了。”29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不仅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报纸文艺副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相对于过去副刊曾经出现过的衰落甚至被取消，报纸文艺副刊的这次危机来得较为隐蔽。表面看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和大众文化的崛起，大批都市报及其副刊纷纷创刊，发行量也非常可观，但实际上却是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语境中，报纸文艺副刊一步步走向新的低谷，文艺副刊开始向文化副刊转型，以满足市民大众的文化需求为要务，紧跟市场，与市场共舞，离文学越来越远。

  都市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运而生，成为报界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各都市报陆续推出副刊版面，但是仍然与文学刻意保持了距离：“以《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都市报几乎都强调副刊的通俗化、生活化和都市化，着眼于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充满浓郁的市民生活趣味和地方色彩。都市报大多有意识地文学副刊，也不走‘亚文学副刊’的道路，只以社会副刊的大杂烩、小文章的面貌，走入寻常百姓家，办成具有趣味性、新闻性、参与性，甚至服务性兼具的、雅俗共赏的综合性副刊。”30总之，市场经济改变了1990年代的文化格局，大众文化迅速崛起，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随着启蒙的退潮和1980年代以来对政治文化偏于一极的反思，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在风头正劲的大众文化面前呈现出回避和退隐之势。大众文化在事实上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都市报、综合性副刊既源于市民大众的内在文化需求，同时本身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市民文化风尚的推动下，有时还会产生出一些新的文学品种。比如1990年代曾经大行其道的“小女人散文”即是一例。“小女人散文”最初源于《新民晚报》副刊上黄茵的“咸淡人生”、黄爱东西的“东张西望”专栏，这些来自广州的作家到上海后，以其灵动的才情与智慧，配上掺杂着几分虚荣的小资情调的文字，追求一种时尚、休闲和品位，迅速俘获了一大批女性市民读者的心，出版社也看准时机接连推出了她们的散文集。后来张梅、石蛙、素素、兰妮、宋晓琪等一批报纸副刊的女作者也纷纷加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她们集中出版过两个“都市女性散文”专辑，有力地对原本媒体人口中带有调侃意味的“小女人散文”加以推波助澜，更使得“小女人散文”一度进入精英批评家的视野，被言说和讨论。31虽然“小女人散文”迅速走红又迅速谢幕，也受到一些批评家的尖锐批评，但却在那一时期的都市女性市民读者的文学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报刊业进入都市报时代的同时，综合性副刊也成为报纸副刊发展的方向。副刊越“综合”，文艺性就越稀薄，离文学也越远。如果仍然从文学的精英立场出发，将培养新作家、发表优秀作品作为衡量副刊价值高下的标准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综合性副刊显然不具备什么研究价值。或者说，综合性副刊从传媒研究的角度来看仍然有意义，但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则乏善可陈。不过如果借用“文学生活”的视角来加以观照，那么综合性副刊上的那些将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等融为一体的文字，虽然其纯文学含量被大大稀释，但其实也仍然有一定的文学性，属于“亚文学”或“边缘文学”作品。在纯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这类综合性副刊或文化副刊以一种更迅猛、更深入的方式走进了大众的文学生活，也应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1990年代末以来，随着网络、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的大众化，新媒体已经对传统纸媒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在时效性方面，网络新媒体的优势是报纸等传统纸媒不能够比拟的。在便捷性方面，新媒体也已远远走在了纸媒的前面。而从公众的阅读习惯来说，电子阅读慢慢的变成了慢慢的变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首选。在此情势之下，等待纸媒的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考验。从21世纪初开始，就先后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报纸停刊潮。在此过程中，除去党报及其副刊因其背后有政府支持、发行渠道有别于商业报刊，因而生存环境尚未受到太大影响之外，其他纸媒均面临着慢慢的变大的生存压力。广告收入是纸媒尤其是都市报、晚报等报纸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强势进入，报纸广告的市场占有率不断遭到侵蚀，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依据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与CTR媒介智讯联合发布的《中国报纸广告市场数据分析报告》提供的数据，2017年1-6月，报纸广告降幅为30.5%，广告资源量下降24.3%，自2012年报纸广告开启下降通道以来，广告收入的持续一下子就下降，广告资源的大幅流失，都使得作为传统纸媒的报纸生存环境逐渐更艰难。而同样作为纸媒的报纸文艺副刊，其所受到的冲击相比正刊还要更为复杂和猛烈。

  首先，随着“读图时代”乃至“影像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图像和影像以其更加强烈和直接的视觉上的冲击形成了对文字的巨大优势，各种图片、绘画、电影、电视、卡通、动漫、小视频铺天盖地，充斥在人们所处的文化空间之中，慢慢的变多的人习惯于“读图”或“读影”，而放弃了文字阅读。与图像或影像相适应的快餐文化大行其道，传统的文学阅读则更加边缘化。在这种语境之中，不要说报纸文艺副刊中的文学作品，即便是得到社会公认并且通过教育系统加以强力推广的经典著作，也很难以文字的方式被公众阅读和接受。慢慢的变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电视剧来“读”《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文学经典，真正通过文字来阅读的寥寥无几。这样的文化环境虽然也倒逼着报纸文艺副刊在语言文字、版式设计、配图、选题策划等方面不断做出改进与创新，以求尽可能适应读者的需求，但终究无法改变图像和影像渐渐成为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主要阅读选择的趋势。丧失了读者的支持，副刊自然难以为继。

  其次，新世纪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也使得报纸文艺副刊作为文学园地的功能逐步丧失。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67亿，较2021年12月新增网民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5.6%，较2021年12月提升2.6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10.65亿，较2021年12月新增手机网民3636万，网民中使用电子设备上网的比例为99.8%。而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已达4.92亿，占网民整体的46.1%。32这样的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说明网络文学在当代国人的文学生活中已经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的地位。当慢慢的变多的人开始主要从网络文学中获取资源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时，其他精神资源渠道的重要性也就会相应下降。而一旦被需求程度开始持续走低，报纸文艺副刊的发展空间也必然会慢慢的趋于逼仄。所以即便一些老牌的以“文艺”知名的报纸副刊，也不得不对版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人民日报》为例，1995年1月1日，《人民日报》由8版改为12版，2003年1月1日改为16版，2009年7月1日改为20版，2010年1月4日又改为24版，周六、周日则一直维持8个版。在总版面逐步扩大的情况下，副刊版面却在不断缩减。再如《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作为一份具有品牌效应和全国性影响的文艺副刊，虽然在新媒体时代仍然坚持了赵超构先生当年的两个版设计：“副刊有两版，应当是又广又杂，不拘一格。总的原则是不要偏食，偏食缺乏营养。一个版雅一点，它是文史、札记、中外古今，谈修养的多；另一个版通俗一些，讲一点服装家具，讲小菜、电影明星”33，并且建立“夜光杯博客”来突破纸媒局限，增加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以保持在新媒体时代这一副刊品牌的屹立不倒。但实际上却是虽然版面依旧、“夜光杯”的名称依旧，原先设计“雅一点”的那个版面内容却已悄悄变成了追求“雅俗共赏”，从“雅”到“雅俗共赏”其实就是用“俗”对原有的雅进行了“稀释”。或是说报纸文艺副刊的文学性被稀释了，慢慢的变淡。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缩减版面，也是报纸文艺副刊在新媒体时代逐步走向萎缩的反映。

  2004年，《南方周末》曾经讨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题目叫《纸上的风云——副刊时代的终结》34，邀请了傅国涌、李辉、刘克襄、陈平原等学者、编辑就副刊的现状与未来走向谈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观点很值得深思。比如有学者就认为让许多人备感焦虑的“副刊没落”其实只是副刊回归常态和本位，副刊曾有的辉煌只是因为当年“社会的焦灼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应当平静地接受 “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的现实。这其实暗含了副刊的文学功能或“文学性”逐渐淡化是历史必然的意思。而曾经做过《人民日报》副刊主任编辑的李辉则说得更直接：“过去有很多重要作家是在为副刊而写作。重要的作品交副刊发表，然后产生特别大的影响。现在文学边缘化，副刊也是。文学副刊不能说消亡，但应该说以副刊培养文学、培养作家的功能消失了……现在作家已经不愿意在副刊发表文字，在副刊发表文字被作家看成是有失身份和损害文学品质的行为。作家和副刊的疏离是必然的趋势。文学从副刊中退出也是必然的趋势。” 关于“过去许多重要作家是在为副刊而写作，重要的作品交副刊发表”云云，上文已引用萧乾的话做过辨析，不再赘言。结合对1949年以来报纸文艺副刊发展流变的梳理，李辉在此所做的作家必然和副刊疏离、文学必定从副刊退出的判断应当还是比较切实和准确的。

  至于像《人民日报》副刊《大地》、《解放日报》副刊《朝花》、《文汇报》副刊《笔会》、《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等少数依然选择对文学性加以守护的报纸副刊，“纸上的风云”讨论中学者们的告诫也值得深思：“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无论是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副刊之间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还是在新媒体崛起，传统副刊与新媒体相互竞争的时代，追求“雅俗共赏”、尽可能地满足一切读者的需要成了许多编辑的制胜法宝。但这的确有可能两面都不讨好，白白失掉了自己的个性。其实早在这番讨论发表十年前，王彬彬就写了《雅俗共赏：一种美学上的平均主义》35，对“雅俗共赏”的神话进行了批判与解构。但是雅俗共赏的理想实在太诱人了，所以时至今日仍然被当作对一部作品的最高评价之一，仍然散发着极大的魅惑力。从办刊实践来看，那些从一开始就定位明确、将雅俗进行明确区分的副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文汇报》的《笔会》副刊，自1946年创刊以来就定位为一个“对全国、以文学为主、兼顾其他艺术门类的文艺副刊”，1956年“笔会”副刊后，当时的负责人陈钦源“按照面向高层次文化界、知识界的办刊宗旨，大力拓展作者队伍，重视刊登老一代革命家、社会名人、文艺界学术界知名人士的作品……”，可见其追求“雅”的精英立场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也是直到今天仍然在坚持的：“经过几代作家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和几代编辑的共同创造，‘笔会’形成了自己厚重的传统和高雅的品格。”36对“雅”的追求和对文学性的重视，使得“笔会”在众多报纸副刊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甚至已经被看作是《文汇报》的核心竞争力。

  同样，《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创刊之初也在“雅”上下功夫，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朝花》创办时，就由编委出面聘请巴金、唐弢、以群、罗荪、李俊民、赵超构、张俊祥、许杰等著名专家当顾问，正式成立了《朝花》的顾问小组，每月发给每个顾问五十元的车马费。这个顾问组，实际上成了《朝花》作者队伍中的核心和骨干……这种依靠专家作家、追求“雅”的品位的做法，对扩大《朝花》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朝花》副刊的业界声誉也正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所以报纸文艺副刊的成功或许并不在于千方百计一味迎合读者需求，而在于坚持并坚守自己的个性。当个性丧失、面孔越来越不清晰时，无论雅的还是俗的读者都不会再喜欢和支持，那么副刊也就垮掉了。在新媒体崛起、“副刊走向终结”的时代，也许坚守个性、树立品牌意识、守护住已有的读者资源，还能给副刊带来一线生机。

  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报纸文艺副刊属于文学史料，每一份报纸文艺副刊都保存了文学现场或大或小的一角，因而都有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既有的文学史架构之下，研究对象的价值又是有等级次序的。判断文学史料是否有价值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看对这份史料的发掘和研究能否与现有的文学史架构形成一种有效的对话关系，能否对现有的文学史叙述形成一种丰富、增益、补充或是修正、颠覆、重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对这类文学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就往往会遭到质疑。前文曾经论及，在现有的研究格局下，想通过研究和梳理报纸文艺副刊，再次发掘出被文学史秩序所遮蔽的另外一个“鲁郭茅巴老曹”那样的重量级作家，或是再次发掘出《阿Q正传》《家》那样的经典文本已经基本没可能性。但引入“文学生活”视野后却不难发现，经由这一理论工具的观照，可以轻松又有效拓展文学史的研究空间，并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在传统文学史研究架构中，报纸文艺副刊论述起来或许会捉襟见肘，但在“文学生活史”的视野中，每个时代的报纸文艺副刊相比同时代的文学杂志，却更能折射出普通民众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和消费风尚，因而报纸文艺副刊可完全成为研究不同年代国人文学生活的重要史料。一部副刊的流变史，同时也是一部国人文学生活的变迁史。

  以1949年以来的报纸文艺副刊发展轨迹来说，1950—1970年代的报纸文艺副刊受制于“副刊不副”、学习苏联办报经验以及纸张短缺不得不缩减版面等因素的影响，副刊专注于宣传、教育或是政治斗争，审美、娱乐功能被压抑乃至取缔，因而在国人的文学生活中逐渐边缘化并直至淡出；而新时期以来，随着报刊业的复苏，副刊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不但作为文学现场直接介入或推动了一些重要作品和文学话题的生产与传播，成为备受不同阶层读者关注的文学媒介，而随着晚报副刊、都市报副刊的大量涌现，尽管副刊的文学性被稀释，综合性副刊或“文化副刊”开始成为主流，但却在国人的文学生活中扮演了逐渐重要的角色，很好地满足了大众读者的审美、娱乐与知识增益等方面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副刊的调整与转变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众读者文学生活需求的变化；随着媒介环境的剧烈变革和“读图时代”“影像时代”的到来，副刊开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这一危机的实质其实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大众文学生活中已然浮现了类型空前丰富的替代品，而传统的副刊则已经不能够满足大众读者多元化的文学生活需求。所以副刊若无法积极寻求与新媒体融合，并积极调整自身的办刊理念以更精准地适应不一样类型读者的文学生活需求，那么“副刊时代的终结”或许的确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即便副刊走向终结，但作为研究特定时代民众文学生活的重要史料，在当下，还有待更多的研究者去关注和开掘。

  1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3 萧乾：《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谨向本刊作者读者辞行》，《副刊面面观》，李辉编，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160页。

  4 温儒敏：《“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5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0页。

  6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79页。

  7 吴敬恒：《民国日报与世界的进化》，《民国日报纪念增刊》1920年1月1日。

  8 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9 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59-160页。

  10 袁鹰：《副刊编辑手记》，《新闻战线《发刊词》，《人民日报》1946年5月15日。

  12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页。

  18袁鹰：《副刊编辑手记》，《新闻战线王英秀：《谈谈学习苏联办报经验》，《人民日报回忆录1948—1988》，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20 姜德明：《〈副刊面面观〉小序》，《副刊面面观》，李辉编，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21《1956年新闻出版用纸供不应求紧张情况（1956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8，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2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文化部关于1956年纸张供应问题的指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8》，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23 25 李焱胜：《中国报刊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0、203页。

  24 27 30魏剑美、骆一歌：《中国报纸副刊史》，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77、84、96页。

  28 薛国林、侯东阳：《中国报纸专副刊文化》，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29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31王干：《话说“小女人散文”》，《在场——王干30年文论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173页。

  35王彬彬：《雅俗共赏：一种美学上的平均主义》，《上海文化》1994年第6期。